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 探索的理论成果
本章节共分享五个案例：
案例1：在学习中探索与创新
案例2：诗词的力量
案例3：50年艰辛探索
案例4：新中国经济方略
案例5：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案例1：在学习中探索与创新
知识要点：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案例呈现：
新中国在探索国家治理时，面临着选择方向、开创道路等重大问题。作为新中国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担负着时代和人民赋予的艰巨任务，在边学习边创新的过程中披荆斩棘，使新中国的国家治理道路逐渐明朗化。
（一）创新始于学习
基于多重复杂原因，新中国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选择了学习苏联模式。在旧中国积贫积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存在着先进政治制度与落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如何妥善解决这一矛盾，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十月革命后，苏联（苏俄）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迅速汇集全国人、财、物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给新中国诸多鼓舞和启发。正如毛泽东在谋划新中国建设道路时指出的，“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17页。）。因此，“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481页。）。毛泽东的上述观点表明了新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建设经验的缺乏，也是中国选择苏联模式的重要原因。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物质基础上，国家治理经验也相对不足。立足新中国客观情况，总结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无疑是初次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良好选择。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重任之后，新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1953年 2月 7日，毛泽东根据发展中的问题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263页。）。针对当时对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存在疑义的人，他指出，“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264页。）。此外，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选择可靠的同盟军，是当时新中国选择苏联模式的又一重要原因。
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体现在新中国事业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政权体制上，新中国按照苏联政权的组建方式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类似，新中国依靠政治力量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又积极着手“一化三改”，以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同时，以 1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也主要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完成的。
（二）在反思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也是推动他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国际方面，苏联模式弊端逐渐显露。1956年 2月 24日，在苏共二十大闭幕当夜，赫鲁晓夫抛出一份全面揭露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震荡。其后，波匈事件和我国接连出现的一些不安定情况，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惕和深思。毛泽东就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23页。） 。这彰显了毛泽东突破历史藩篱，探求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强烈意愿。
毛泽东对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国家治理方式作出了诸多努力且取得了突出成绩。其中，《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典型代表。为准备中共八大会议报告，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上，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于 1956年 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反思了苏联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的教训，提出要适当调整农轻重比例关系，合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反思了苏联把地方卡得过死的教训，提出要合理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反思了苏联一党制的教训，提出要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反思了苏联大俄罗斯主义的教训，提出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反思了苏联过度发展军事工业的教训，提出要增加经济建设费用。此外，毛泽东也依照中国的客观实际对其他方面的关系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建议，在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理论创新的重要一步。为团结人民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毛泽东于 1957年 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毛泽东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指出要合理解决这些矛盾来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发展。在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且处理这两种矛盾的方式也要有所区别；在合理把握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此外，他还就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提供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
思考讨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经历曲折和失误、疑虑和困惑、分歧和争论，但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求索的成功说明了什么？
案例解析：
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艰辛和曲折，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第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案例2：诗词的力量
知识要点：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案例呈现：
1961年11月6日早上6点多，秘书田家英收到毛泽东写来的一张便条：“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
毛泽东酷爱读书，像这样突然要秘书帮他找某种书的情况时有发生，田家英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林逋是北宋著名词人，恬淡好古，不慕荣华富贵，晚年隐居杭州西湖，终身不仕不娶，喜欢赏梅养鹤，人们称他“妻梅子鹤”。他的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读书人所熟知。田家英很快将林逋的诗文集找到并及时呈送给毛泽东。
完成任务的田家英刚松了一口气，8点多，又收到毛泽东的一张便条：“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田家英急忙去查找，还在翻阅有关诗词集，毛泽东的第三张便条来了，上面写着：“又记起来，是否是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一天之内，毛泽东连写三张便条要找一首咏梅的诗，这种情况倒是非常少见。经过一番努力，田家英终于查清楚了，原来这是明代诗人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是：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前人称这首诗“飘逸绝群，句锻字炼”。诗题为咏梅，实是诗人心灵的自白，表现了高洁的品格和精神，艺术性非常高。毛泽东当天就用草书写下全诗，在右起写了几个大大的字：“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在“伟大”下面，他还重重画了一道横线以示强调。
那段时间，毛泽东似乎是对咏梅诗词着了迷，找来一首又一首，反复吟诵，似心有所感。不久，田家英终于明白毛泽东为什么对古人的咏梅诗词那么感兴趣，因为毛泽东自己创作了一首《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1961年12月27日，毛泽东把这首词作为文件批给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看，并将南宋诗人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附后，且加注说明：“作者北伐主张失败，皇帝不信任他，卖国分子打击他，自己陷于孤立，感到苍凉寂寞，因作此词。”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然而和毛泽东的咏梅词两相对照，人们就发现二者格调迥然不同：一个是凄凉抑郁、清高骄傲、孤芳自赏；一个是泰然自若、慷慨豪迈、自信自强。陆游的咏梅词写得消极悲观，流露出封建士大夫报国无门的无可奈何情绪。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用“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来比喻身陷困境而绝不屈服的高贵品质，用“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来喻示道路曲折而前途光明，表达最后胜利的春天一定会到来的信念。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961年写这首《卜算子·咏梅》，还将其作为会议文件下发？诗言志。当时中国国内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等农产品严重短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十分猖獗，苏联又单方面撕毁同我国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回全部在华专家，中苏关系趋于破裂。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如何鼓励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发愤图强，勇往直前，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毛泽东思考和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
郭沫若后来在《待到山花烂漫时》一文中这样解读：“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处境好像很困难，很孤立，不从本质上来看问题的人便容易动摇。主席写出了这首词来鼓励大家，首先是在党内传阅的，意思就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擎得着，首先成为毫不动摇、毫不害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华人民做出好榜样。”
中央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其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作准备。毛泽东把《卜算子·咏梅》批给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之后不久，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和军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这次大会又称为“七千人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对统一全党认识和克服困难，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正如毛泽东1947年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指出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毛泽东咏梅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全党、全国人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一年之后，1962年12月26日，69岁的毛泽东又创作了一首《七律·冬云》，再次对传统文化中高洁人格化身的梅花进行赞颂：“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虽是针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写的，但作品创造的独特意境、动人的艺术魅力一直给人们以美好的精神享受。特别是词中赞颂的那种理想信念的坚定、逆境中的不屈不挠，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精神价值。
思考讨论：
如何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案例解析：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是一对矛盾，这一矛盾呈现出既统一又斗争的关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克服消极因素，并且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现实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一个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问题。
案例3：50年艰辛探索
知识要点：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案例呈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即使是在发生严重失误的岁月里也是如此。那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在复杂情况，正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如今，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前，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本道路。
但这条道路在哪里？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摸索。于是，中共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所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同年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也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开始。这种探索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的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低下等教训，从中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并为此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及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毛泽东在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以后几经完善，最终于1964年12月由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布。毛泽东还提出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
同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我们要努力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在政治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进行改革，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
1956年，毛泽东提出我们党发展文化科学的根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还提出过其他一些正确思想，如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搞一点商品经济、要正确认识社会议社会的矛盾等。有些虽未贯彻实行，但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他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并付诸实践，是需要巨大勇气和智慧的。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打破传统、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冲破长期“左”的禁锢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新时期的新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严重曲折进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这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等，从而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我党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巨大飞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一时俱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新形势下对实践中的新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论的新飞跃。
思考讨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经历曲折和失误、疑虑和困惑、分歧和争论，但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求索的成功说明了什么？
案例解析：
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艰辛和曲折，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 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第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案例4：新中国经济方略
知识要点：
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案例呈现：
毛泽东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87页。]，为引导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救国、兴国、强国之路，作出奠基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70余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讲，这是沧桑世变、换了人间的70年余。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决定命运。没有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开局时，就选择了正确发展的道路，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辉煌的今天！毛泽东以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信念上的坚定不移，思想上的博大精深，作风上的实事求是，对新中国的谋篇布局起了重大引导作用，并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本文仅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方略的战略筹划这一个视角，展示毛泽东对全党道路探索的引领作用。
一、初步廓清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基本理论的内容，为引导全党实践作好了思想和战略上的准备
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党的七大，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三篇经典著作，是其主要理论的载体。毛泽东探索理论的前提有两个：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只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毛泽东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与前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共产党承担双重历史任务：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二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中间也“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666、685、650页。]。
创建新中国，是中国革命第一个步骤的成果。针对国民党在建国方针问题上，歪曲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反动思想倾向，毛泽东宣示，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是“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区别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区别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709、675页。]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光明的新中国[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26页。]。
由于新中国创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生产力十分落后；共产党经过革命第一步骤创建新中国后，还不具备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创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基础。由此，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初步阐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共和国经济构成理论。（1）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2）因为旧中国经济落后，“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3）“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但在这个阶段，“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8页。]。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经济构成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两块基石，这时毛泽东已基本廓清其中的内容了。
抗战后期，毛泽东精辟论述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意义、以及工业化与共产党土地政策和民族工商业政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第一，“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 没有强大的新式工业，中国民族独立就没有巩固的保障，就要受帝国主义欺负。如果共产党不能建立新式工业，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共产党要反对“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知识”。“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147、183、184页。]。第二，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基础上，“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故“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抗战爆发后，农民很快理解我们用减租代替过去没收土地，是可以改善农民生活，又可以吸引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的政策。但这不排除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我们将实行“全部地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83—185页。]。第三，“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 我们在中国和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要以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我们赞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三种方式的设想：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86页。]。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和纲领、经济发展政策和目标作出进一步清晰界定。新中国是“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故经济将“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共产党将实行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保障不“操纵国民生计”而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和正当的私有财产；要进行土地改革，“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共产党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6、1058、1057、1078、1081页。]。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和结论讲话中，特别明确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共产党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的民粹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醒全党，“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进一步明确，新中国允许发展的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操纵国民生计”的大资产阶级财产要没收。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指出“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 [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2—323、384页。]；显然此概念，不是泛指中国一切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毛泽东敏锐注意到，陈云在七大发言中提出的共产党进城后，“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没有机器，我们恢复经济就很困难”[ 《陈云文集》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页。]的建议的实践意义和紧迫性；并在结论讲话中进一步引导说：“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多得很”。[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06页。]
总之，在解放战争尚未展开之时，毛泽东在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经济构成理论及政策、工业化目标及实施路径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均有重要论断。当时实践还没有把这些问题推到历史舞台的重心，毛泽东的观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但毛泽东的预见和战略研判是建立在对中国革命和历史规律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故在争取新中国光明前途的阶级大博斗中，对全党把准历史发展方向，探索和拟定正确的经济方针和政策，产生了重大指导作用。此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基本上是在毛泽东这一时期确定的理论和战略框架内丰富和发展的。
二、部署和指导全党深入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确立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抗战胜利后到1948年，革命力量由乡村向城市迅猛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把握解放战争全局，特别是全力指挥军事斗争，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同指挥解放战争的进程、城市接管的实践紧密结合，有着明显战略部署和引导的特点。
（一）部署中共中央深化土地改革，彻底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土地政策。国民党政府挑起全面内战的残酷阶级斗争现实，彻底堵塞了共产党曾经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逐步向新中国迈进的通道。最大限度地组织全国人民特别是发动农民，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成为当务之急。1946年5月4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将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时作出土改“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等规定。
1947年春，国民党对陕北、山东发动重点进攻。为彻底粉碎蒋军进攻，毛泽东提出“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除完成军事斗争任务外，“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1216页。]随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解放区推动土改工作。7月至9月，刘少奇在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拟订《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公布。
《大纲》根据解放战争时局需要，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确定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方针[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7页。]。该方针在实践中易导致侵犯中农利益，故在新解放区和全国范围进行土改时有所改变。但在当时军事形势紧迫的形势下却是完全必要的，并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毛泽东说：“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0、1252页。]事实正是如此。《大纲》的实施，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热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基础。
（二）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杨家沟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明确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的认识，着重引导全党纠正实践中“左”的错误。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在宣言中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
第一，确定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这就是“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3页。]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囿于联合政府的政治框架，没有明确提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的财产[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22页。]。解放战争的发展，已完全突破联合政府的框架。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结合，形成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这个阶层是中国的大资产阶，叫做官僚资产阶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
第二，提出新中国经济构成的主体框架。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5页。]尽管1940年毛泽东已有“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 1940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边区有四种经济，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半自足经济”；并定义“新的国营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与俾斯麦和列宁的都不同。要消灭党内资本主义思想，发展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但在此没有明确列入；合作社经济没有单列，包含在毛泽东所列的第二种经济成分中。这种思想认识状况，与当时解放区的经济实践密切相关，列入的都是已经较成熟的经济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是一个敏感的理论问题和政策分寸感极强的实践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政策导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4—1255页。]
第三，明确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本原则。必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这是土改最基本的任务；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对待富农和地主一般要有所区别，土改后农村产生的新富农经济允许存在和发展。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经济政策上所犯过的“左”倾错误，绝不允许重复，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1、1255页。]。
第四，指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目标。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6页。]。
毛泽东报告中上述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重大理论与实践原则的确定，为指导解放战争进程中的解放区经济建设和接管城市的经济恢复，提供根本遵循；为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的探索，奠定思想基础。
十二月中央扩大会议后，党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特别是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差。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再次阐明土改政策。同月，毛泽东还修改补充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全面提出纠正土改中“左”倾偏差的原则和方法，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毛泽东批示：“由新华社转发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等[ 参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7页。]。毛泽东还先后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给他的关于西北土改情况报告；朱德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的信，批转各地。这一系列努力，引导全党纠正了土改及工商业劳资政策方面出现的“左”的错误。2月至5月，毛泽东先后为党中央起草一系政策指导性文件[ 主要有1948年的：《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2月3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2月21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2月15日），《关于工商业政策》（2月27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3月1日），《关于情况的通报》（3月20日），《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4月8日），《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5月24日），《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5月25日）等。均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将党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具体转化为农村政策、城市政策、新区政策、工商业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强有力地指导纠正了在中国革命高潮中出现的种种“左”的错误，有力助推了前线军事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在指导纠正实践存在的错误偏差过程中，对党的政策的重要性作出深刻论述。他说：“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经验也“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6、1298页。]毛泽东的引导，对于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领导能力有着重要作用。
（三）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后，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并积极引导全党深化与完善认识，促使“比较完整的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方针的设想”[ 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24日7版。]形成。
1948年春，毛泽东在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后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 《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2页。]随后，毛泽东在河北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确定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决策，作出在中原打几个大仗的部署。这次会议意味着，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将推翻国民党统治，筹建新中国的斗争提上日程。会后，人民解放军在豫东、津浦、苏北、晋中、襄樊五个方向对国民党军展开夏季攻势，毛泽东全力投入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军事斗争。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使城市接管，恢复经济，安定人民生活的任务日益突显。毛泽东未雨绸缪，考虑到党在经济恢复与建设方面理论准备不足，经验缺乏，委托刘少奇集中精力研究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问题。
刘少奇经过深入研究，9月13日代表党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讲话，比较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理论；明确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重要理论观点。[ 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同日，毛泽东在结论讲话中充分肯定刘少奇的研究。他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毛泽东还提出“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
毛泽东在结论讲话及刘少奇讲话时的插话中，对刘少奇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观点作了重要补充。第一，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毛泽东肯定刘少奇的判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指出，外部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和工农矛盾。[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45—146页。]第二，关于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形式问题。刘少奇谈了经济上的和平竞争；毛泽东进一步补充说：“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竞争现在就要，没收现在还不要”。“单讲与资本主义竞争，还不能解决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它以发展生产的问题。”[ 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5、6页。]第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问题。刘少奇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并预见“和平转变有极大可能”[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7页。]。毛泽东肯定刘少奇“两个阶段的过渡”“讲得好”；并补充“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45、146页。]
另外，毛泽东在9月8日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出了对全党财经工作有着紧迫指导意义的三个实践问题。一是实现解放区的财经统一。要“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金融、货币发行须先统一。二是向全党提出，“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必须“学习工业和做生意”。三是批评党内存在的“新资本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论调。指出“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称“新资本主义”不妥。因为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大，但不起决定作用；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起决定作用。“我们反对的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37、138、139页。]毛泽东的指示，对促进解放区财经统一；加强全党在城市接管中，学习财经工作的自觉性；正确认识解放区经济性质及其发展方向，减少实践中的盲目性，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恰逢中共东北局向中央报送，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刘少奇审读并并修改了。在对《提纲》大量补充中，推进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认识：一是明确“过渡性”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二是明确“新民主主义的国民经济应该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性与计划性的经济”。[ 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30页。]三是进一步充实了他九月政治局会议和会前，关于新民主主义合作社经济的思想。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对《提纲》“修改得很好”，并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进一步修正为“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通过对东北局《提纲》的修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成分构成的理论得以确定。此前，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份都少有论述，东北局的《提纲》弥补了这个方面[ 参见《张闻天文集》第四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页。]。1949年1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经济建设方针，去年九月会议讨论了，基本方针决定了。“经济成分包括国营、合作社、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租借）、私人资本、个体。东北有个文件，基本是对的，与九月会议讨论的精神相符。”“合作社必须发展，少奇同志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此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进一步研究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在1948年12月25日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会议报告中，揭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经济的两条基本途径：一条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管理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另一条是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必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52、54页。]这一观点的提出，进一步完备了党中央九月会议前后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认识。
总之，这个阶段，毛泽东因集中精力于军事斗争指挥，少有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专门理论研究，但在思想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研究和土改的顺利进行高度重视。在1947年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重大原则问题，为党中央的探索提供根本遵循；此后，分派刘少奇主持土改，专力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在毛泽东运筹帷幄、统筹兼顾的战略指导下，党中央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重大问题已有成熟认识，为党在七届二中全会拟订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政策，作了充足的理论准备。
三、领导全党确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方针和总政策，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提供明确的工作路线
伴随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推进，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日益突出，这是解放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全局问题。1949年1月，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使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创建新国家，建设新社会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紧迫的任务，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全面转移已水到渠成。顺应这一转变的当务之急是制定出能够指导解放全中国、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带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战略方针和政策。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全面论述了新中国的建国方针。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历史性的转折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作了精辟论述。毛泽东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工作重心转移后，全党要城乡兼顾，决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6—1427、1428页。]
毛泽东深刻揭示国情并完整地论述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将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理论。毛泽东指出：中国有大约10%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有大约90%左右的分散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中国现代性工业最大和最主要的资本集中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手中；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性工业的第二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由此而产生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0—1431、1433页。]毛泽东精辟论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不同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发展方针。
毛泽东明确提出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和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目标。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就郑重宣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1、1080页。]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再次重申：革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且国民党政府“没有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7、1433页。]可以说，“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工业化确定的重要战略目标。
毛泽东提出新中国对外经济工作的基本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且解决土地问题后，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政权不能削弱，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同时要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要“同外国人做生意”，“有生意就得做”，现在“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新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外交方针紧密相联。毛泽东在报告中精辟论述了新中国“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项外交方针。[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3、1435、1434—1435页。]随后，三项外交方针在筹建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完善。一是进一步明确，二次大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国际格局决定，新中国 “必须一边倒”，“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真正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为首的反帝战线一边去找；没有这种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成功。[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1475、1473—1474页。]二是国际上任何国家要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或做生意，必须断决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285、293页。]三是郑重宣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和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新中国只同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外交原则，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对外经济工作的正确拓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中，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论述，成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为引导全党落实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毛泽东、党中央委托刘少奇赴天津视察，指导城市接管中的经济恢复工作。视察期间，刘少奇按组织原则嘱薄一波将他在天津活动报告毛泽东。结合刘少奇天津视察情况，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参见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08—509页。]这16个字包括：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四面”；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八方”，史称“四面八方”政策。
“四面八方”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政策，是毛泽东总结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推进对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规律认识的创新概括。“四面八方”政策，深刻揭示了临近新中国成立时，客观环境的变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成熟。刘少奇视察期间，结合天津实际，积极阐述毛泽东创新概括的“四面八方”政策，以及提出运用这一政策“管理、改造、发展天津，把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变为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天津”[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76页。]的途径。刘少奇说：“四面八方的关系就是全面关系。照顾四面八方就是照顾到全面”，“如果哪一方哪一面照顾不到，就犯严重错误，就不能在党的总路线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四面八方都照顾好了，关系正确地建立了，改善了，城市工作就做好了。”[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80页。]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城市接管、经济恢复、生产发展、新的经济制度和新型对外经济关系建立中，“四面八方”政策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薄一波回忆说：“有了这个重要政策作为遵循，我们在指导平、津的经济工作中就更加自觉了”[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08页。]。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方针，会后提出的“四面八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政策，以及这一时期提出的与外交方针紧密结合的新中国对外经济工作原则等，凝聚全党的智慧，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战略筹谋，指导完成了筹建新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任务，突出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思想精髓全面体现在刘少奇6月代表党中央秘密访苏前形成的党内报告提纲[ 参见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1946年6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6—431页。]中，以指导成功实现与苏共沟通，赢得前苏联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这对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条件。二是其思想精髓全面体现在9月周恩来主持拟订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使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方针政策，以国家大法的形式施政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思路。
历史的变化与发展是客观的；如何发展，向哪个方向发展，惠及什么样的人，能否顺利发展，是由人决定的，其中阶级领袖组成的政治集团的运筹帷幄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写下一系列理论宏文，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和前途作出准确的战略研判，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理论，深刻揭示抗战胜利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国家发展前途，领导全党在七大制订了创建新中国的基本路线。随后，在争取国内和平，应对内战，进行反攻，战略决战、筹建新中国一系列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导全党并凝聚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在1947年中央12月会议上，确定新民主主义经济三大纲领；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其后，基本确定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理论；在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及其后，全面提出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总方针和总政策，为《共同纲领》的拟订提供理论指导，使党在历史巨变中形成的理论与方针政策，以建国纲领的形式圆满收官。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之一，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 《三中全会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页。]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与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未雨绸缪，对新中国新民主义经济基本方略的预先筹谋有着紧密关系。理论的成熟，保障了实践的成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计熟事定，举必有功。世势千姿态百态，繁化多变；前人永远无法给后人提供一劳永逸解困化危的方案。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和前瞻性的战略筹划，强调“要注意从历史、全局、战略的高度总结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突出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一些带有共性、规律性的问题，要注意总结和反思，以利于更好前进”[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1版。]。这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总结，对于党和国家从容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都至关紧要！
思考讨论：
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思路是什么？
案例解析：
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以及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工业化发展思路，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等等。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明确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必须采取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必须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必须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必须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必须积极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案例5：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知识要点：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
案例呈现：
十八大报告正确评价了毛泽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具体指明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贡献。这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和评价新中国建立以来60多年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先谈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里需要指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是不是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从这样的标准来看，只要比较一下旧中国，我们在毛泽东时期取得的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总体上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虽然在这期间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外交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现举下列数例说明之。
一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66年，建成并投产的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1198项，初步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我国的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等等，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打下基础的，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
二是农田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农业技术改造的积极开展，为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打下了基础。在粮食、棉花增长幅度较大的同时，经济作物也获得一定的增长。这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是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到1960年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的第一枚运载火箭。1964年10月和1965年5月，先后两次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从而打破了国际上的核垄断。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今天在世界上计算速度处在领先地位的天河一号、二号计算机，也是从当年银河六号脱颖而来的。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技术骨干力量，也主要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
四是培育了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进步举世瞩目。人民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涤荡了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在惩治贪腐、廉洁奉公，反对封建迷信，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计划生育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这里还要指出，一个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反映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社会进步状况的一个标志性的重要指标。毛泽东领导时期，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比中国晚了整整35年。
五是在外交上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区别不同国家对我国的不同态度，同世界各国建立新型的外交关系，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作用。1964年中法建交，打破了西方国家封锁中国的链条。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到1976年，在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达到110个。在国际上树立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尊严形象，赢得了朋友，赢得了声誉，为巩固我国革命胜利成果，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成就作为基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难以设想的。
二
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是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
当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不久，发生了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讨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会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毛泽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正是这种揭开盖子所起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深表忧虑，这引发了他对如何防止党和国家被变质的思考，力求要探索出一条能够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毫无疑义，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但仅仅说在这个时期只是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还不足以涵盖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也不足以反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所面临的历史课题。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在经济建设中犯了诸如“大跃进”这样的错误，走不通了，所以重提阶级斗争，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诚然，这两大探索是伟大的起步，在一定意义上说，错误是难以避免的，都不是完全成功的，但却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所以应当如实地说，50年代以后毛泽东所致力的探索，是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两大探索，而这二者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历史性课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
毫无疑义，毛泽东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极为重视的，不止一次地说过“文化大革命”还要搞多次；同时他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犯有错误，应当“三七开”。所以，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的两件大事之一，也是从他致力于解决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能够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上说的。“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这一历史课题的一种尝试，实际上是一种失败的尝试，这正是历史的悲剧所在。但作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历史课题，是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的。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错误，但不能否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不能否定保证党和人民政权的纯洁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历史课题。所以，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两大探索的概括，是符合毛泽东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符合他的本意的。
毛泽东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是一个需要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以探索的历史性课题。如果说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结合，是在经历并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这样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才得以完成的话，那么，党在新时期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的课题，也将经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其间包括将会遭遇到的挫折和失误，也就是一种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所致力于对自己的建设道路和如何避免党与国家改变颜色这样两个方面的探索，都是围绕着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主题展开的。当然，他为此所提出的那些理论观点并不都是成熟的和完善的，它们还有缺欠，还不完善，特别是还发生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应当看到，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的巨大功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同时又不能不带有那个历史时代的局限。这是一切站在时代前面指导历史潮流前进的历史巨人常有的一种历史现象。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还不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间更短，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我国的基本国情获得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不能不经过艰苦的探索，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毛泽东本人在《十年总结》一文中就说过：“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他说：“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正因为如此，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贡献也往往与失误相互交织或交替出现；他提出的许多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有的还不够成熟，有的处于萌芽状态，有的未能付诸实施，有的没能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在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真知灼见，确实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同样，毛泽东对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曾陷入误区，但是，他从对苏共20大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发出的警示开始，继而又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做出最早的、明确的回应，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它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中所犯的错误，而决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出于私心，是所谓权力之争等等谬说。正如邓小平所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因此他说：“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这就要求我们在区别的基础上，进行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走向成熟的。民主革命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及其所积累的经验，具有穿越历史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
三
1993年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的时候，胡绳在《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看法：在1956年，当我们党在已经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其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之后，如果不是另辟蹊径去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而是亦步亦趋地跟着苏联走，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会走上一条不是那么健康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意味着中国会成为在苏联指挥棒下的一个大的“卫星国”。可以设想，当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时，中国也将难以幸免。这虽是一个假设，但却是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假设。这个看法无疑是深刻的，但这个看法还须要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另辟蹊径就可能避免后来的厄运，而事实上当年另辟蹊径的并非中国一家。拿经济体制来说，当时除了苏联的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外，还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经济体制，匈牙利的计划加市场经济体制，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时也全都覆没。而中国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之后，其间又曾经历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震荡，却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确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应当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总是十分重视并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历史前进。这可以说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个表现。1956年，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国内和国际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围绕这一历史性课题回答了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和国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为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奠立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正因为这样，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巨事业中，比较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并加以纠正，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党坚持走自己的建设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个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里，拟从以下两个方面说明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理论建设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其一，以苏联为鉴戒，初步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56年，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提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任务。应当指出，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是同如何鉴戒苏联的经验相联系的。正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深入思考，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论十大关系》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以此为起点的探索已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并开始触及到体制方面的改革，达到一定的深度；而更重要的是体现其中的基本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紧把握探索的主题，是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是关系到改革的正确方向。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以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来确定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就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范例。第二，关键要正确处理坚持独立自主和学习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是在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时，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并且说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所以这样，不仅是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强调一万年都要学习；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但这种学习决不是照搬照抄，要学习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坚决抵制腐朽的东西；学习外国要重在消化、吸收，把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东西；在向外国学习中要把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起来。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的。第三，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党的七大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时，明确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其中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七大提出要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对我们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影响已日益缩小，而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使得那种对西方的迷信，对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正呈上升态势。他们企图用西方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消解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用新自由主义来影响和误导我们的改革，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腐蚀力和破坏力，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这些思想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其二，阐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6年，当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着如何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即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社会走向这一根本性问题。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和深刻的哲学思维，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总结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且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根据他对人类社会的演进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长期研究，指明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矛盾，他写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但实际上已指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基本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使用过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759页。】列宁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他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文中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时指出：“因为危机是由现代经济制度中另一个更深刻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他们这个深刻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社会生产的基础之上，一切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面貌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但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概括还不能反映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全部特点，还没有涵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样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矛盾，因为有一部分社会矛盾是由这个基本矛盾产生的。因而，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种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他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受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正是从对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这两种社会基本矛盾，这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一，指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动力，“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使我们在社会矛盾面前处于主动地位。第二，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相适应的，这就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也还存在不相适应的方面，但这是非基本的方面，因而可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这就为通过调整和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强调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表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思考和理论工作，对于我们另辟蹊径、走自己的建设道路，纠正在前进中出现的自身的失误，使之沿着健康而正确的方向发展，都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保证作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改革和创新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善于依据现实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才能正确地指导现实，预见未来，保证航向的正确。
思考讨论：
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有哪些？
案例解析：
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历艰辛和曲折，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对于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 巩固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第三，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