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案例1：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案例呈现】
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在国民经济中，旧式农业和手工业占90%，现代工业只占10%。钢铁工业，由于国民党撤离大陆时的破坏，1949年全国只生产15.8万吨钢，人平均占有钢产量0.58市斤。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有一些机械工厂，而且都是小厂，只能生产一些皮带车床等简单机电产品。
能源工业也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1949年，全国年发电量为43亿度，平均每人每年仅有8.6度；全国年煤炭产量为0.32亿吨；全国原油产量仅有12万吨。交通运输破坏严重。旧中国共修铁路2.l万余公里，到新中国成立时，几乎没有一条可以全线通车。旧中国共修公路约13万公里，但能通车的不到80%。上海海运的总吨位只有14.5万吨。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共有拖拉机401台，化肥的年产量不到3万吨，大约10个农业人口才有一头耕畜，粮食平均亩产只有136斤。教育非常落后。旧中国80%以上的人是文盲，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通常只在20%左右。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自然科学基础十分薄弱，科技人员数量很少，学科门类不全，密切结合生产和新兴的学科部门几乎完全空缺。
【案例点评】
仅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创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
【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一节第一目“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内容的教学，使学生对于建国初期的中国国情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教学案例2：过渡时期总路线出台前后
【案例呈现】
1953年2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列车路过河北，邢台县县长张玉美被邀请到列车上。当张玉美向毛泽东汇报到邢台全县入社、入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87%时，毛泽东又高兴又惊讶。他兴奋地说：“多数农民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因为这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关键是我们领导采取什么态度”“农业不先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做法。”“在合作化问题上，一定要本着积极、稳妥、典型引路的方法去办”。
2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同当地领导着重谈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他说：“我爱进步的中国，不爱落后的中国。中国有三个敌人已经被打倒了，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个体农业、手工业和文盲三个问题，当然对待这些人不能用对待前三个敌人的办法。个体农业，要用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去代替，手工业要用现代工业去代替。手工业目前还要依靠，还要提倡，没有它不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
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毛泽东就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防止急躁情绪。”此时，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已经酝酿成熟了。
【案例点评】
从该案例看出，毛泽东及党中央在总路线的提出过程中是非常谨慎的。是经过了大量的深思熟虑和认真的调查研究的。随着国内其他矛盾的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渐显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共存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因素每时每刻都在此消彼长的斗争中。当时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的因素愈来愈占上风，于是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原本认为是间接性的过渡时期可以转变成渐进式的直接过渡时期。尤其是广大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深深感染了毛泽东，坚定了他尽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心。
【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一节第二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中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问题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到总路线是中共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后，制定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路线。
教学案例3：新中国成立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毒”行为
【案例呈现】
1952年上半年通过“五反”运动，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九大城市审查了45万户私营工商业者，发现其中程度不同地犯有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违法行为者达34万多户，即占到总数的76%。又据武汉、广州两市调查，私营工业3万7千余户，全部违法所得达6000多万元，相当于这些企业自有资金的39%。上海近万户大、中型工商业户中，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占到80%以上。违法户数与违法金额所占比重之大，确实触目惊心。最令人发指的是，不法资本家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品中竟也偷工减料、毒害中国人民志愿军。天津40多家铁工厂承制志愿军用的镐和锹17.7万多把。这些奸商不用合同中规定的中碳钢，而用东北方铁，甚至用捏铁（各种烂铁轧在一起）；不用规定的轧板，而用扁铁，甚至用油桶皮。这些镐和锹运到前线，一铲就卷口，一刨就断，严重妨碍修筑工事。济南盛昌蛋厂资本家刘云生承制军用蛋粉，掺进坏蛋和胡萝卜粉，获非法利润3.5万余元。他还给志愿军制肝粉、豆粉等，加大水分，掺入杂质，获利2.2万余元。又买进不合标准的生蛋黄粉，加工后高价出售，获利5.6万余元。另外，他还在两年中偷税漏税4.8万余元。上海奸商张新根、徐苗新为国营益民公司代购制军用罐头用的牛肉，他们在牛肉中掺入一半以上的水牛肉和马肉，还丧尽天良掺入发了霉的臭牛肉和坏牛肉、死牛肉，盗骗国家款项20万~30万元。武汉福华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用急救包，领来好棉花1万斤，竟全部换成废棉，其中还有1000斤是拣来的烂棉花。这批急救包中有12万个根本没有消毒，带着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就交了货。
（资料来源：《党史文汇》，2006年第2期）
【案例点评】
“五毒”行为的产生，充分反映了私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尖锐矛盾，长此下去，不唯工业化的发展要受到很大的制约，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也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因此，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势在必行，而且应该是赶早不赶晚。
【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一节第二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理论依据”中有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必要性问题的讲解，使学生进一步认识为什么要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并对总路线提出的必要性有正确的把握。
教学案例4：整个国家的形象——“穷棒子社”
【案例呈现】
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了很多先进的集体，其中有一面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鲜红旗帜——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穷棒子社”。它以勤俭创业的非凡业绩，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表彰，被赞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
1952年10月26日，遵化县西铺村23户村民，组成了西铺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这些农户绝大多数都是在旧社会扛活、讨饭、当劳工的贫苦农民。合作社虽然成立了，但全社只有230亩薄地，凑起来只有三条驴腿的牲畜股，没有农具，也没有车辆。因此被一些富裕户讥笑为“穷棒子社”。但就是这些“穷棒子”团结一心迎战困难，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旧习惯，变冬闲为冬忙，他们用壮劳力组成一个19人的队伍，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在隆冬季节远出30里外的王寺峪山上打柴，解决生产资料缺乏问题。他们吃的是稀粥白薯，穿的是开花棉衣，住的是透天草棚，有的人磨破了鞋，有的人扯破了衣，有的人碰伤了手脸，有的人甚至从坡上摔下来，但他们毫不畏缩，坚持苦干。20多天的战斗，凭着19双勤劳的手，打回4万多斤柴，卖得430多元。打柴换来的钱，全部用在了添置生产资料上面，根据社内的迫切需要，买了一头骡子、一头牛、19只羊、一辆铁轮车，还有一部分零星农具。从此，长峪山下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大搞生产的动人景象：社干部劳动干在前头，活计专拣重的干，社员你追我赶，紧紧跟上。送粪缺车，扁担结队挑上山；耕地缺人，人拉耠子翻开地；春播缺种，求亲靠友来凑集，合作社终于适时种上了地。
“穷棒子社”从三条驴腿起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克服重重困难，赢得了第一个丰收年，用事实对那些散布合作社要“穷散架”的人，做出了强有力地回答。这一年粮食亩产达到254斤，超过互助组上年平均产量将近一倍，粮食总产量45800多斤，扣除集体留粮以后，平均每户分配的收入达190多元。“穷棒子社”一年中巨大变化的事实，使西铺村更多的农民看到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它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社外农民特别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农民的心，他们迫切地要求入社。历史从这里又揭开新的一页。
（资料来源：《中国档案报》，2003年8月22日）
【案例点评】
为了以典型示范的方式带动广大农民投身合作化运动，在合作化高潮到来之前，几乎每个乡都已兴办了若干个农业社，这些社都办得比较好，而河北遵化的“穷棒子社”更是体现了一个合作社优越性的典型范例。“穷棒子社”广大农民从实践中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而且为农业社的大发展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这种典型示范的力量充分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加上党和国家的号召及从政策上和物质上的帮助，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只有合作化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出路，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自愿加入了合作社。
【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二节第一目“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有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原则”问题的讲解，通过案例，学生能更好地体会典型示范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推动作用。
教学案例5：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
【案例呈现】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集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组织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权机关的建设中，在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同时，也确立了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领导原则。他强调指出：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新中国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毛泽东不仅强调了政权组织应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新中国政权的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5月7日）
【案例点评】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建立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而且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国家制度的实质，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一切权利，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民主专政变成了全国的人民民主专政。
【教学建议】
本案例适用于第三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的讲解，通过案例，学生能够明白，新中国成立时确定的政治制度尽管还有许多不够完备之处，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些制度的合理性和毛泽东在开创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改革开放后，毛泽东创立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坚持、发展和完善，显示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极大的优越性。实践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