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大众文化 “太平盛世”下的危机
镜头一：芙蓉姐姐能否承载“行为艺术”的嬗变
2005年，在网络舞台上，第一个大红大紫的莫过于芙蓉姐姐了。
年初，一个网名叫“芙蓉姐姐”的女性，在网络上陡然窜红。她成名的诀窍是，不断地在水木清华BBS上张贴自己的生活照，同时以令人生畏的激情，在网上发表了大量与玉照交相辉映的抒情文字。她那自我陶醉地扭动舞姿，做出风情状，颇有“行为艺术”的味道，曾经每天都有5000以上的人同时在线等待有关她的图片、文字和视频！
镜头二：“娱乐传销”的超级女声
2005年度，湖南卫视这个电视娱乐中的“黑马”，再次风头出尽。不管赞誉还是贬损，“超级女声”四个字，至少在中国的城市已经叫响，几乎无人不知超女。超级女声虽然早就拉下了帷幕，但其鸣远未收兵，演出的舞台已经从演播室转向巡回演出，商业包装，娱乐炒作，“玉米”、“凉粉”、“笔迷”等富有新型文化含义及特殊群体标志的词语火速流行，数以亿计的目光集中在那几个年轻女孩的身上，关注程度空前绝后。
镜头三：用权谋哲学“烹饪”名著
2005年被誉为“原创长篇小说年”。12月8日揭晓的第二届《当代》长篇小说2005年度最佳奖中，贾平凹大悲无言的《秦腔》，余华十年磨一剑的《兄弟》（上）榜上有名。贾平凹和余华等老作家“还魂”，人气固然很旺。和《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等畅销书相比，究竟是原创的新作有名，还是“烹饪”的名著影响更大，暂时还不好下结论。
镜头四：“民间国葬”演艺界明星
2005年4月10日，59岁的著名电影导演陈逸飞在上海去世，引起社会关注；8月18日，著名小品演员高秀敏因为心脏病发作，在家中去世，令喜爱她的观众愕然；8月30日，演员傅彪去世，悼念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者。9月1日，傅彪的追悼会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几千名群众自发来到现场。网上的悼念，更是隆重之至，以至于谁不知道傅彪，会被当成“娱乐文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月6日，院士黄昆走了，科学界扼腕，许多普通公众相当茫然：黄昆是谁？在科学界赫赫有名，在公众面前却是陌生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原所长胡亚东说，不仅是黄昆，几乎所有科学家，特别是搞基础领域研究的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
镜头五：突如其来的艺名事件
6月11日晚，香港凤凰卫视首次披露了去世一周年的豫剧大师常香玉生前留下的一份声明，称“将收回陈百玲对‘小香玉’这个艺名的继承权和使用权”。“声明”说，当初给孙女陈百玲起艺名叫小香玉，意思是要求她把常派豫剧表演艺术继承和发展下去。“可是她从1997年开始，就不按照这个承诺办事了”。祖母希望孙女经常上演《拷红》、《白蛇传》、《花木兰》，而“小香玉”却背离了豫剧传统剧目，改演别的节目。尽管小香玉坚信自己没有违背继承和发扬豫剧的誓言，但祖母的声明，还是说明了一切。
镜头六：从今往后的端午“祭”谁
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11月2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以韩国的胜利而告终。从今往后，端午节在世界上可能被“端午祭”所取代，一字之差，其“法人代表”已经大相径庭，端午节那天，我们祭祀屈原的同时，恐怕还需要祭祀失去了的文化遗产。与此同时，西方的圣诞节在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情人节、愚人节甚至万圣节都在以迅猛的速度与超强的普及率走进国人的生活。
镜头七：恶作剧搞得福娃“变脸”
11月11日晚，北京2008年奥运吉祥物出炉，五个可爱的福娃从此被赋予了生命，和中国人民一起，大声向世界说出“北京欢迎你”。很快，五个可爱的奥运吉祥物“福娃”形象竟被网友篡改为各种版本——“超女版福娃”、“灌篮高手版福娃”、“葫芦娃版福娃”、“小新版福娃”等，被篡改的“福娃”竟然多达22个版本。
中国网络上那些“文化刽子手”们，为了证明其存在，为了引起网友的关注，不惜破坏代表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形象的文化产品，从“福娃”到中华民族象征的文化标志，被“动土”、“涂鸦”后的网络扭曲产品比比皆是，触目痛心。
思考讨论
1．对案例中的七个镜头事件，你各有何看法？
2．你是否认为大众文化是民间文化的灾难？为什么？
3. 面对当今中国如此文化现状，你认为症结出在哪里？能否描述一下你理想的社会文化状态？
案例2 大长今——韩国文化的一次成功登陆
2005年韩剧《大长今》以空前的收视率风靡了大陆及港台，它是以朝鲜一位传奇女子的真实故事为蓝本改编的：公元十六世纪，朝鲜出现了一个传奇人物，她排除万难，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国王的主治御医的女性，深得当时君主中宗的信任。在那个男尊女卑、阶级制度分明的时代，一个出身平凡的女子竟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这样不平凡的成就，可谓空前绝后。这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人物，以真诚、坚毅和永不放弃的决心，谱写了朝鲜医学史上辉煌的一页，她就是大长今。这部电视剧为我们全方位地揭示了侍奉“宫廷生活”的一群人，把皇室生活、朝野险恶放在背景之中，它们像烈火一样或隐或现地在熏烤着一群烧菜做饭的宫女，她们是用自己全部身心为皇家做饭。
《大长今》背后的汉文化
当时的韩国不仅是明朝的附庸国，韩国文化也是被中华文化所浸，尽管他们写的是朝文，但所有书籍上都是竖排的汉字，大量的文献与权威著述《医药·烹饪》都来自大陆，而皇家发布圣旨、正规考试用字也是汉字。他们的门楹上、客厅里都是汉字书法，似乎汉字美化了他们的文化，而这些电视镜头里，汉字不仅美化了它的画面，也让人看到了历史的真实。
韩国人非常坦荡地认可这段历史，认同这种文化渊源，他们对汉文化仍保持一种敬畏的心态。
在《大长今》中，中国文字甚至是这一视觉文化的主体背景。而汉语书籍则是主体精神寄托。这是对历史的坦然的胸怀，不隐讳无贬斥，不顾忌“面子”，尽可能还原历史中的真实存在。长今进宫第十场考试，考的题目居然来自三国典故，诸葛亮为了避免“人祭”，用面粉制成“人头”馒头抛入江中，那么浩瀚的中华文明，有多少内容可以被引用，但韩国文化人却选取了《三国演义》中最富人性人道的内容作为考题，让我心灵为之震撼。要知道，“三国”时代、《三国演义》小说中，可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乱世啊，大长今中巧妙地用“人非人，头非头，衣非衣”用这一三国典故之谜面，来猜“馒头”谜底。
在文化认同上，《大长今》倾向于汉文化，而在历史苦难记忆中，倭寇之难也会时时浮起，长今流放济州岛，最大的一次危难是倭寇侵袭该岛，长今被逼给倭寇岛主针灸，以救岛民、官兵。将这一内容穿插到电视剧中，一是唤起韩国民众对历史苦难的记忆，二是增加了汉韩民族的精神认同。
《大长今》有关心灵的深度思考
《大长今》不仅给我们叙述历史人物故事，还让我们思考人性深层的问题。
长今是为了复仇、揭露她母亲被害的真相才到了宫廷当内人，被逐出宫后又要通过当宫廷医女进宫，去为母亲及韩尚官“复仇”，她学习医术的动力是：复仇。
长今的医学老师济州岛医女也是这样成功的，她的母亲被朝廷“采红吏”（为皇帝物色美女的官员）相中欲掠进宫，致其自杀，家破人亡，被充为官婢，她学习医术就是为了要追踪报复那位采红吏，一直追至济州岛，而时间已将这位官员变成一个生命的弱者：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是救人还是他于死地？济州岛医女面临心灵抉择，这一抉择给长今以震撼，一方面学医为了拯救生命，一方面又在为了致他人于死地。她不仅要学习医女的技术，也要承继医女这一心灵悖论的拷问。这一问题被提出来增加了全剧的思想深度、力度，也将成为一个悬念，引人去遐想长今将在日后面临的心灵艰难的抉择。
饮食与文化的一次推销
生活即发现，大长今的眼光体现了朝鲜人独具创造力、接受力的慧眼，她们的衣饰、宫廷、市井与自然都构成极美的画面，他们的音乐既具民族特色，又引进了流行因素（甚至可以感受到来自港台的电视连续剧音乐的元素），他们在向全世界塑造、推举属于历史又属于现实的———韩国人与韩国文化。媒体报道说，该剧热播之后，韩国菜在京的食客较之过去增加了三成。
大长今让我们看到韩国人在文化上、生活中都极力追求尽善尽美，一桌桌佳肴看似在侍奉皇上，其实在侍奉无数观众。它给观众以生活美的最高境界，原来，基于汉文化的饮食是如此美妙而精致，生活本身是艺术，而这艺术却是无数人心力凝聚之作，而食品之中，却又充满着相生相克的道理与机趣，人生似乎是在与自然规律捉迷藏，猜社会万象之谜。
在《大长今》里，“韩尚宫”提出了“画出美味”的概念，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色香味之中的“色”，只是我们看到了韩国菜与韩国服饰中，“色”的画面感更强烈一些，他们似乎是中国美味文化的另一升级版。从电视画面上也可以领略到韩国菜肴的美妙和画面感。
《大长今》在肯定自己文化师承关系之时，更强调自己文化在继承中创新并自成一家，这种文化创造力的自信源于他们已经获得的文化国力之成功。
思考讨论
1．你看过或者听说过韩剧《大长今》吗？你对《大长今》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内容？
2．你对《大长今》中透露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哪些感受和认识?
3．你对案例中所提大长今引发的心灵思考有何感受和认识？
案例3 从青丝到银霜的守望
在敦煌，有一尊名为“敦煌女儿”的雕塑，是一名20来岁的姑娘。她的原型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全国政协委员樊锦诗。40多年过去了，樊锦诗来敦煌时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如今，已经满头银霜。樊锦诗66岁了，对于敦煌，她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然而，这种挚爱的代价却是夫妻20多年的分居，寂寞和心酸的大半辈子生活。也正是由于樊锦诗的这份挚爱，感动了很多很多人，今年10月份，樊锦诗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
“我与敦煌有约”
樊锦诗年轻时就喜欢博物馆，喜欢艺术，特别是在课本里看到敦煌，她尤其喜欢那些精美的壁画。后来，她看到《人民文学》里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文章，写的是敦煌研究院的常书鸿，樊锦诗觉得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留法回来当教授，可居然放弃了教授，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去保护这么一份遗产，于是，樊锦诗对敦煌更多了几分向往。
带着这种深刻而美好的印象，1958年樊锦诗这位出生在书香门第的江南女子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毕业实习的时候，樊锦诗第一次来到了敦煌。精美的历史文物让她陶醉，但是由于西北恶劣的生活环境，最终她带病回到北京。当毕业分配的时候，父亲不希望她去敦煌，为此还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樊锦诗十分肯定地说：“当时我觉得祖国需要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那个时候青年人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我觉得既然国家需要我，就是说，这个专业也对我口，我也喜欢，说过的话不能否认，不能口是心非。”就这样，樊锦诗对敦煌由新奇、震惊很快过渡到了责任，她来到了敦煌，并执着地守望了40多年。
“敦煌更需要我”
徐迟在《祁连山下》中写道：“这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大戈壁无边无际，到处不见人烟。一个沙丘接一个沙丘，上面只有骆驼草。风沙时时逞狂。寂寞统治着一切．．．．．．最简朴的食粮还是花了很大力气从敦煌县城里运来的,难以下咽的,粗糙的饮食.尽管精神上的营养很丰富,但生活太寂寞了,未免难以忍受。”这就是樊锦诗的生活环境。
1967年，樊锦诗和分配到武汉工作的大学同学彭金章结婚。但是敦煌考古的魅力让她无法离开敦煌。从此，夫妻二人就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樊锦诗依然只身一人呆在茫茫大漠。可以想象，夜深了，悬挂在大佛殿的铁马风铃在风中“当啷当啷”的声音一下连着一下，悠远苍凉的寂寞笼罩中，樊锦诗怎样地思念着远在他乡的丈夫和孩子。
问到为什么不离开，樊锦诗说：“实际上脑子深处始终有一份情，就觉得喜欢这个洞，而且觉得里头有好多工作要做，这里需要我。”
1986年，丈夫彭金章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离开武汉与樊锦诗团聚。从此，夫妻开始了共同的守望生活。然而，忙于工作的樊锦诗还是很少能照顾到孩子。谈到丈夫和孩子，樊锦诗总是充满愧疚，“我没有好好照顾丈夫和孩子，有一段时间，一家四个人一人呆在一个地方。然而，比起他们，我觉得敦煌更需要我。”
“我不能成为罪人”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敦煌旅游的逐步开放，到敦煌参观的游客从1979年的两万多人，迅速增加到现在的30多万人。过多的游客在给敦煌带来了一定的门票收入的同时，也给敦煌文物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协调开发和保护的关系，成为樊锦诗这些年来在敦煌最重要、最艰巨的工作。
当时，有旅游公司找到樊锦诗，想把敦煌纳入旅游项目，捆绑上市，樊锦诗坚决反对。“敦煌是国家公益事业，应该以保护第一，市场是有风险的，敦煌不能拿去冒险，如果仅仅追求经济利益造成破坏，那我就成罪人了。我不能成为罪人，我当时直接说，敦煌不能上市，除非我不干了。”
对敦煌保护尽到责任，一直是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六年来最坚定的目标。为了给这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找到最好的出路，在2003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在这份规划中，她正式提出了建立“数字敦煌”的计划。
说到将来的打算，樊锦诗告诉记者：“如果国家让我退，我就高高兴兴地退，毕竟我年龄大了，这里的气候不适合我这样的老人；但是如果让我继续干，我就为后来人多打点基础。”若干年后，樊锦诗也许要离开了敦煌，但是她的精神会像她豆蔻之时的雕像一般永远留在那片她挚爱的土地。
思考讨论
1.面对各种问题和困难，樊锦诗的回答是：“敦煌更需要我。”如果换成你，该做怎样的选择？
2.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从樊锦诗的守望中你能体会出哪些中华民族的精神？
案例4 偶像变迁的思考
谁没有过青春年华？谁在青春年少时没有过偶像崇拜？然而，在不同时代的青春话语里，偶像的含义也是各不相同的。偶像伴随着一代代的人成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雷锋、陈景润、邓丽君，80年代的张海迪、老山英雄、北岛、三毛……这些名字已经成为不同时代难以磨灭的记忆。回顾中国社会近半个世纪以来偶像的变迁，我们能够看到其中所折射的时代文化的巨大变化。
60年代 英雄辈出的激情岁月
标志偶像：雷锋、保尔·柯察金、王进喜 ……
雷锋
近半个世纪前牺牲的一个普通士兵，作为一种精神或信仰的代名词已影响了整个中国达几十年之久。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亲笔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雷锋成为整整几代人的学习榜样。直到今天，每年的3月都是“学雷锋月”，人们都会以各种行动去追寻雷锋的足迹。
究竟什么是雷锋精神？在后来的雷锋教育中，雷锋精神已经被简化为一种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代表性符号，学习雷锋也就是意味着帮助他人，“做好事”。实际上雷锋在当时的含义并不止这些，他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一位把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利益的人。“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爱憎分明、立场坚定、公而忘私、艰苦朴素，这都是在当时最受称赞的道德品质。
保尔·柯察金
对于40岁以上的人来说，保尔是他们青少年时期心目中熠熠生辉的偶像。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段名言曾经被印在小学语文课本中，被当年的青年人记在日记中，抄在小本子上，在无数的发言稿中激动地反复使用。
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自1942年被介绍到中国后，从1952年至1995年的44年间，共印刷出版57次，发行250多万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在中国上映时也像小说一样轰动一时。保尔手握铁锨、头戴布琼尼军帽、大衣被风吹起的形象被无数的青年人狂爱，那种狂热劲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保尔坚强的意志，保尔与冬尼娅小布尔乔亚式的恋情也曾成为当时青年人渴求的时尚。
70年代 精神解放后的饥渴选择
标志偶像：陈景润 邓丽君 ……
陈景润
1978年，邓小平首次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同一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人民文学》上的报告文学——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这篇文章使数亿普通百姓知道了“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也知道了陈景润是全世界离那颗明珠最近的人。
这篇文章迅速唤起了中国人的科学意识，也使这一“猜想”成为当代中国最出名的一道数学题。这曾是一个举世震惊的奇迹：屈居于六平方米小屋的陈景润，借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在国际上被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
陈景润成为七八十年代年轻人最崇敬的人物之一，“向科学进军”也成为那个时代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它所造成的影响之一，是后来的许多孩子在被问到“长大后做什么时”都会铿锵有力地回答“当科学家”。陈景润身上所表现出的对于科学的投入、执着、严谨以及爱国主义的激情，使经历了“文革”动荡的国人深受感染，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科学的价值和魅力。在偶像的感召下，许多年轻人怀着科技报国的激情，投身科学研究的领域。
邓丽君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邓丽君的歌曲是一种具有颠覆效果的符号。她那清甜圆润、缠绵柔情的歌声，让大陆听惯了激昂高亢的革命歌曲的年轻人耳目一新。邓丽君也可能是大陆最早的娱乐偶像，这表现在年轻人对于其装扮的模仿上。当年轻的女孩还穿着“文革”年代千篇一律的绿军装，留着妹妹头的时候，邓丽君的一头卷发、鲜艳的衣裙必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80年代 从单一走向多元
标志偶像：张海迪 中国女排 港台明星 ……
张海迪
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张海迪，从5岁起高位截瘫，胸以下都失去了知觉，但几十年来，她学医救人、写小说、画油画、拍电视、唱歌、读硕士…一系列常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张海迪做到了。聪慧的头脑，灿烂的笑容，坚韧与激情——正是张海迪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在逆境中崛起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代的青年，并成为他们战胜逆境的激励力量。
张海迪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升学、就业、理想、前途等困难和矛盾，正是许许多多青年人所真实面临着的。因此张海迪作为偶像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她鼓舞了整整几代中国青年去努力、去奋斗，去战胜困境。
在娱乐明星充斥的今天，张海迪已被不少年轻人遗忘。但张海迪的精神无疑是具有永恒的启示作用和榜样价值的，因为她探索了人类反抗困苦命运所能达到的限度。如果说苦难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那么张海迪精神所代表的就是人类在陷入困境时最有力的自我救赎之道。
中国女排
从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创下的世界排球史上第一个“五连冠”，成为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奋斗激情的集中体现，崇高而朴实的“女排精神”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口号，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女排的热潮。
女排精神可以概括为“拼搏”二字。在中国刚刚开始试探着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时刻，在中国人陡然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差距而变得失落和彷徨时，女排的奋力拼搏和辉煌成就，向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信心和能力。实力、拼搏、一往无前、永不言败，这让众多中国人猛然醒悟：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追赶别人、超越别人。它带给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已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
90年代 流行时代的文化符号
标志偶像：罗大佑 崔健 王朔 周星驰 王菲 ……
罗大佑
一袭黑衣、遮住半个脸的墨镜和一头长长的卷发，是罗大佑最鲜明的外在形象。他早期最具批判色彩与人文精神的《之乎者也》、《青春舞曲》、《家》等作品，使他在一夕之间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留下了“愤怒青年”的形象。而上世纪90年代正是罗大佑的情歌时代，《恋曲1990》、《光阴的故事》、《明天会更好》、《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在大学校园广为传唱，感染了无数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罗大佑的歌给人一种生命的认证感，他的愤怒、他的温柔，会让人感觉到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发现过，深深地感受过。它让人抒情，也发人深省，听罗大佑的歌，人们就像在迷茫而欢乐的灵魂深处聆听到了一个清醒而嘲弄的声音。他成为整整一代人心目中的青春印记。
崔健
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当他穿一件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舞台时，台下的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音乐起处，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时，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摇滚第一人”、“摇滚教父”的崔健，由于表达了一种极端个性与独立的文化反叛，使崔健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偶像。
在今天看来，《一无所有》里表达的情绪恰恰吻合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态——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观念正被一步步打破，而新的观念和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那代人的精神好像被洗劫一空，“一无所有”是上世纪80年代青年茫然无助的最好写照。崔健的音乐和歌曲唱出了在极速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的彷徨、对真实和人性解放的渴望。
周星驰
1997年《大话西游》首次播出时，遭到了一片冷落。没有人能看懂其中乱七八糟的线索、无厘头的对话和表演。还在内地被评为当年的“十大最差引进片”之一。而在2000年，这部被冷落了几年的片子通过网络传播、人际传播、盗版DVD等方式率先在年轻人中传播开来，在全国的大学校园内迅速火热起来。大学生们彼此询问看过多少遍《大话西游》，并以使用《大话西游》的经典对白为乐：“你真是唐僧”，“我Kao！I服了You！”，“曾经有一段真挚的感情摆在我的面前……”这些古怪的句子成为年轻人彼此认可身份的暗语，如同“天龙盖地虎”一般，如果你不懂，必然会产生被抛弃到时代洪流之外的恐慌。
周星驰或许不能称为偶像，因为他一直是一个“搞笑”的小人物角色，与传统的偶像形象相差太远。人们喜欢周星驰，是因为他把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生活的种种尴尬和无奈在他的一句“我Kao”声中消解。然而，在种种笑掉大牙的桥段后面，他还表达了小人物的辛酸、真诚和无奈。2001年5月，主演《大话西游》的周星驰，在北京大学礼堂受到青年学生英雄式的欢迎。这是大众文化胜利的又一个标志。
思考讨论
1．本案例中所提到的上个世纪的偶像中，你都知道并崇拜哪些？
2．试分析各个年代不同偶像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其对社会产生的作用。
3．目前你的偶像是谁？你喜欢或崇拜他/她的原因是什么？试分析这种类型偶像对社会正在产生或即将产生的作用会是什么？
案例5 大无大有周恩来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又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的却还是第一人。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他的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周恩来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缝洗。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时，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领子和袖口已换过几次，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二十五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工作人员多次请示总理，总理都不准维修。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就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见没带钱，就摇摇头走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人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47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总理的六无是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乘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二十一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当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却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
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
50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炳彪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
思考讨论
1.周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从中我们如何体晤周恩来的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
2.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从他的大德无量、大爱无限中，该如何将民族精神的特质承传？
案例6 不能过去的往事
1988年夏天，我从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回来，乘的是软卧。那趟车于傍晚时分由北京站开出，将于翌日中午抵达合肥。时值酷暑季节，软卧车厢配有空调，人感觉还是很舒服的。我是下铺，对面的是一个老人，他的衣着很简朴，模样像个老农。我便有些奇怪，那年月坐软卧是要凭什么特殊证明的。心想这老人大概有什么人在北京，否则是进不了这种车厢的。在老人的上铺是一个戴眼镜的、长相斯文的青年。这个人一上车就躺在床上看书，好像还是本英文书。那个老者呢？是躺下的，一直沉默着。这样半个小时之后，我便觉得有些寂寞了，想主动和那个青年说话。我就问他，到哪里？他说：合肥。我感觉他不是合肥人，就又问是出差还是旅游？他说：上学。他说他是从日本来的，到中国科技大学当访问学者。而且，他笑容可掬地表示自己的汉语水平有限，汉话说得不好，问我能否与他用英语交谈？我说：那就更不行了，我的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青年听了我这句话表情有些尴尬，我这点幽默他显然没听懂。但在这时，对面的那个老者似乎是下意识地插了句：你们最好都别说。听口音他是安徽人。说完，这老人就沉着脸去了车厢外，以后就一直坐在狭窄的过道上。这让我有些不悦。列车是公共场所，旅行中的交谈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想这老头也真是太古怪了。
不过，即使老人不说什么，我们这个包厢也照样是沉闷的。日本青年后来还是看书，那位老人也还是坐在外面。我虽然进进出出，却因为无人交谈而十分无聊。不久列车停靠天津，老人下车站了一会儿，顺便从月台上买了点当地的特产。夜渐深了，我感到有些疲乏，就随便找了张报纸躺下看，没多会儿就睡去。等我醒来，列车已经抵达了济南。我走出来，看见老人又在月台上买特产。过了会，老人回厢，把那些特产集中到一只折叠的旅行袋里，又坐回了过道上。他的床铺还是整齐的样，说明他一夜未睡。我无话找话地问道：几点了？老人便亮出藏在衬衫下的一块“劳力士”手表，说：刚过一点。我着实有些吃惊，无法对老人的身份作出判断，但我的好奇心更加增强了。我想我应该趁着他情绪好的时候同他聊上几句，就问：您是从北京探亲回来？老人说：我路过北京，回安徽舒城老家探亲，我是从那边来的。
我这才明白，他是位“台胞”。或许是从前的国民党老兵吧？列车在这一刻开动了，灯光忽明忽暗地照在老人的脸上，但我还是能看见他的表情显得很复杂，他沉默了。我也不便再多问什么。列车在漆黑的原野上奔驰着，发出的声响却异常空洞而悠远。老人打了一个哈欠，我便说：您去睡觉吧，到合肥还有十个小时呢。
老人摇摇头，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头上睡着一个日本人，我不能睡在日本人的下面。
我心里剧烈的一颤：原来是这样！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却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一点颜色也没有褪去。很多次，他都从记忆的深处泛起。1996年10月，我在中原郑州看电影《南京大屠杀》。关于这部电影的拍摄起因，我从资料上了解到，最初是由著名美藉华裔学者牛满江教授倡议的。牛教授说，电影《红高粱》在美国上映时，某些美国人对片中“剥人皮”的情节感到惊怵，甚至以为这纯粹是艺术虚构。于是牛教授便觉得有必要拍一部揭露当年侵华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的影片，以正视听，遂多方奔走，促成此事。那一天，郑州的天空阴晦得很，还下着小雨。我原以为能看一部使我内心震颤的片子，可是结果却非常失望。一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对人的影响力却不及几张纪录日军暴行的旧照片。无辜被侵略者斩杀的三十万中国人的血腥事实，几乎只当作了一对中日夫妇悲欢离合的背景！我不明白编剧为什么要这么写？我不明白导演为什么要这么拍？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感情？
还是很多年前，我在大学读书时，看到日本的电影《人证》。那里面也有“民族感情”。日本的便衣到美国办案，无意中发现美国的工作搭档曾是一名当年麦克阿瑟时期的占领军。于是这个日本人拔出了手枪，击碎了镜中的美国佬——这是日本人对美国人的仇恨。我们呢？我们拍的究竟是“南京大屠杀”，还是“理惠子蒙难记”？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刻，日本的右翼分子正在我们的钓鱼岛上兴建标志与神社。当我从香港的“凤凰卫视”上得知这个消息，不能不感到惊讶！事实上，现在的日本政界一些家伙对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侵华战争，从来就没有过明朗的检讨，而总想将那一页历史篡改或遮掩过去。我感到羞耻与悲愤。十二年前夜行列车上的那一幕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伸手可触。我敬重那位陌生的老者，他那句“我不能睡在日本人下面”让我感到了中国人的尊严。那一夜，我陪着这位“从那边来的”老人在列车过道上坐到天明。
以色列人把从前希特勒发给他们的蓝星袖标——这个耻辱的标识——放大，成为今天的国旗，就是要让他的子孙后代牢记住那段血腥的历史。就是要告诉整个犹太民族，战争与和平、耻辱与尊严从来都是连在一起的，决不允许将其割断！
一个民族如果连表达仇恨都变得很暧昧，那结果，是不能不令人忧虑的。
思考讨论
1.当听到“我不能睡在日本人下面”这句话时，你有何感想？
2.面对一支禽兽的部队，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感情和行动？
3.从这个案例启示中，我们应该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案例7 从“超女”现象看中国文化境况
对话者：梁晓声(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家)
路文彬(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时间：2006年1月2日
地点：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2005年的夏天，“超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几乎所有媒体，受到无数少男少女的热烈追捧，“超女”、“粉丝”、“玉米”等词也几乎成为网上点击率的新高。
商业炒作铺设“星光大道”
谭五昌：目前，“超女”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我们今天就以此为讨论点，探讨一下“超女”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和思考。
路文彬：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视觉化时代，电视等视觉化的传媒手段几乎统治了一切，人们把视觉效果当作一种衡量标准，俗语中“混个脸熟”正说明了这一点。“超级女生”在最大限度上为中国的平民百姓提供了一个亮相的机会，无论在年龄还是在相貌上都绝少限制。恰恰是一张“大众脸”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表演什么变为次要的，主角本身平民化，更使得他们容易接受这种形象，并参与时尚，进而融入到时尚中。比如猫王在吸毒的时候登台演出，有人指责他不敬业，他却说，其实观众并不在乎我唱的是什么，他们只是想看到我这张脸，我哪怕只作一个姿势、一个动作，也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满足。
梁晓声：就像路文彬所说的，全人类正在进入一个视觉欣赏、时尚参与、娱乐满足、快餐文化、个性张扬的时代。
路文彬：这反映了空虚，时代的空虚。迷恋一个偶像明星同迷恋一个作家是有本质区别的。作家可能会写许多的废稿，辛苦写成的作品也不一定会给他本身带来什么显见的利益。而歌星、影星的成功则要相对容易得多。现代人把快乐当作一种原则，不愿意去承担，不愿意付出，对回应的强烈诉求其实是一种自恋。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让人类走向不归路、走向毁灭的不是苦难，而恰恰是娱乐。无节制的娱乐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比如吸毒，吸毒就是从中得到一种极度的快乐。娱乐不会让人走向真正的快乐，恰恰走向其反面。
谭五昌：大众狂欢何以形成，我想有两点，一是追星心态，二是自恋心态。两种心态混在一起，就促成了“超女”热现象的出现。
梁晓声：对一个国家也罢，时代也罢，文化意味着什么？文化在国家的发展当中起什么作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得不考虑它的文化品质，不仅是科技水平、民众生活水平处于什么层次，还要考虑它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当中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大学应该为国家和民族培育这种文化，它有这种义务，这就决定了大学与其以外的文化是有区别的。
“超女”不是成功典范
路文彬：在娱乐中崭露头角的人可能会想，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能够取得人生的成功。这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梦想。并不像“猫王”那样，“猫王”本身有音乐天赋，他组建乐队，进行演出，这是对自我天赋、个人理想的承担，他本身就向人们展示了他那一代人的梦想，以及对现状的表达，诉说了他们的颓废，狂躁，这就是承担。而中国当代的青年一代并非如此。他们不是为了承担，而是为了享乐。“超女”们决不会引领时代，只是暂时的填补空虚，缓解了内心的伤痛，忘却寂寞，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一种狂欢而已，不会给时代留下什么，来去一阵风。
梁晓声：我们承认“超女”能给大众带来快乐，也承认其中必定有人胜出，但这只是一次活动的胜出者，不能作为青年成功的楷模。
谭五昌：传统教育强调社会责任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转型，教育有向着功利化方向转变的倾向，在某些人看来，读书，考大学，考硕士、博士，完全是为个人谋幸福，为家庭争光，个人利益的诉求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这也许是我们当前教育中最大的误区。
警惕“文盲文化”冲击社会
谭五昌：家长和社会、学校教育应该调整教育理念，减少对物质功名的依赖，用知识、思想、信仰来武装自己，与大众文化保持某种必要的距离，以一个健全的心态重新找到幸福的方向，即使作为平民，也能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作一份贡献，而不至于否定自己的人生甚至走上绝路。
路文彬：西方有一种说法是“识字文化”，与之相对应的是“文盲文化”。现在“超女”现象正是“文盲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盲文化”无止境地冲击着我们的“识字文化”，即我们的“读写文化”，现在我们许多人每天都在上网看电视、听流行音乐，却很少读书，阅读处在一个极为次要的位置。这不能不让人焦虑。
梁晓声：商业文化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可以以比较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但是它进入大学并掀起狂热的风潮，变为和民主话语有关，和成功人生模式有关，这就应引起警惕了。
谭五昌：我们可以宽容“超女”及大众文化现象存在，并充分肯定其积极的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但是作为知识者，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捍卫高雅的文化艺术。
路文彬：精英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寂寞和痛苦。而目前的精英文化心态上是不成熟的，不坚定的，表现为缺少信仰，缺少批判力度和正确的方向。人们阅读的缺失，引起的空虚，是很恐怖的，这让我不安。
谭五昌：我们今天的讨论，基本上做到了畅所欲言，由“超女”现象引起的对社会文化的讨论，属于一家之言。希望引发关心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人们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与思考。
思考讨论
1.“超女”已经成了2005年的关键词之一，一个标志性的大众文化事件。你如何看待“超女”现象？
2.有关专家分析，“超女”对社会经济的总贡献率至少达几十亿元。怎样看待这种对经济的贡献形式？
3.从“超女”现象中，应如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
（供稿：卫晓溪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