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历史回顾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这是一个简单的哲学命题，并不深奥。但是，结束十年动乱，拨乱反正伊始，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因此要深入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就必须了解这场大讨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两个凡是”
·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公开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4月10日，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信中邓小平提出我们作为指导思想的必须是“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应当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准确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来对待，而不是不分时间、地点、历史条件一概照抄照搬革命领袖的片言只语。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7月21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重申了完整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并就此郑重地告诫全党：“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12月2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明确提出，研究党的历史要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这就在实际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由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此文，当日，新华社将本文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 6月24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直接支持下，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把这场大讨论向前推进。
邓小平上台主持工作资料图片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主张。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
·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来源：《求是》导读2013年第23期《真理标准讨论的当代意义》）
材料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当时已准备坐牢
30年前，胡福明43岁。头发花白的他与孙长江等人合作，写下了名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该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否定“两个凡是”、进一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舆论基础。
这篇文章改变了胡福明的命运，使他由学界转入政坛；
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的走向。彼时，“文革”的创伤尚未痊愈，旧有的思维模式仍强悍地霸占着主流意识形态广场。这是一个需要回归常识的年代，胡福明内心激荡的想法与中央高层的革新力量不谋而合，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国内有识之士在新时期将来未来之际谋划的意识形态“兵变”。“说到底，这篇文章也只不过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讲了大家想讲的话。早晚有人要出来讲话，要出来写文章，要来批判”两个凡是“，你相信不相信？这是历史的规律。时势决定了需要这个文章，而我恰好是写了这个题目，恰好比人家早讲了几天，就起这么个作用。”胡福明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
30年后的今天，胡福明的头发全白了。早上，他仍要踱步到江苏省政协自己的办公室内读书。案上放着出版社刚刚邮寄来的全本《赫鲁晓夫回忆录》。“我原来读过，但是被删了很多，所以这次买了全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仍是他迄今最关注的时代话题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文革”的废墟上启程的。粉碎“四人帮”后，南京大学的讨论气氛非常热烈。身为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觉得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应该出来说话了。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第一个发言；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他也是第一个发言。
他还不断在发表文章。1976年，南京大学第四期学报发表了他的《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从1977年开始，胡福明在南大学报上基本上每期发表一篇文章。因为存在争论，他的《谁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一年之后才敢发。这时，两报一刊提出了“两个凡事”的论断，胡福明决定向“两个凡是”开火。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批“两个凡是”，心里有点虚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二七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样的说法仔细研究我就觉得不好，这“两个凡是”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都要维护，都要贯彻，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这就不可能了啊，那么许多冤假错案都不能平反了。毛主席的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执行，毛主席讲过的都是真理，都要坚持。“文化大革命”还要七八年再来一次，中国人受得了吗？
有一次省里召开座谈会，讲教育战线的，我发表意见说，教育质量是下降的，教育领域也很乱，科研也没法搞。当时有些老同志怕我闯祸让我千万别说，我说我讲的是事实嘛，我从这些现象中觉得拨乱反正降温了。“两个凡是”出来以后，批判“四人帮”更难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从来不说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对的，我不敢公开说是错了，但我心里认为是错了。我感觉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概到1977年三四月份，我开始酝酿写文章了，观点已经明确了，就是要批判“两个凡是”，但是呢，心里有点虚啊。
我不晓得“两个凡是”是华国锋提的，我知道是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报一刊的社论从来都是代表党中央发言，而且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一直都是通过两报一刊社论来传达。所以批判两报一刊的社论不就是等于反党反中央嘛，这个罪名可大了。而且“两个凡是”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子出现的，那我批判“两个凡是”等于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罪名更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弥天大罪，历史上的汉奸还赦免了，反毛主席不能赦免。“文革”期间，由于喊错了口号、批评毛主席的错误的，被枪毙的每个地方都有啊。
说领袖也犯错，对凡是派打击最痛
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这个题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能跟他们商量。一旦事发，肯定牵连。当时还是下决心要干，第一，我是理论工作者；第二，我是共产党员；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南大校园里私下里都批“文革”，几乎是公开议论，但是没有批“两个凡是”，因为大家没有发现“两个凡是”问题。我发现了“两个凡是”，我只能一个人去搞。
犹豫很久，个把月吧。我是吃过“文化大革命”的苦的，也担心再被整。最后还是战胜了自己，但是怎么搞呢，当然不能说“两个凡是”是错的，写在标题上，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那是不行的。一个老同志曾根据我的一贯表现警告我说，不要学《三国演义》里面的许褚，赤膊上阵，要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要站住了，才能够打仗。我懂了，因此我千方百计回避“两个凡是”，我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了个靶子，叫“句句是真理”，所谓“天才论”、“顶峰论”，它们与“两个凡是”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嘛。读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这就行了，我就达到目的了。
同时我也考虑了，要拿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叫什么呢？当时我也想写一篇关于实事求是的文章，但是实事求是的文章写得很多了，不引人注意，要比较新的，而且得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因此我写了“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论断，作为我的基本主题，也作为我文章的标题。
我要说明几个观点，一个观点是：所有的理论、路线、政策，包括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不是正确的，都要经过实践检验，没有例外。
另外一个书上并没有说，是我从读书中观察出来的一个新观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权威，他们自己也是自觉地运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抛弃；不完全的，要修正。他们自己这样做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句句是真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对他们的理论路线政策要搞“两个凡是”，他们承认自己跟普通人一样，并不是不犯错的。这一点对那些凡是派来说是打击最痛的。我的文章必须写到这一点，再否定“两个凡是”。你们说毛主席句句是真理，要对他“两个凡是”，我就说毛主席并不认为自己句句真理，毛主席偶尔也犯错误。你的“两个凡是”不适用于毛主席，你们错了。文章的关键问题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参与修改，胡耀邦审定
到6月下旬，正要动手写文章了，我妻子生病了，开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陪护，整个晚上也睡不了觉，就拿个凳子放在走廊里，找资料，写提纲，准备文章。花了好几个晚上。到后来出院了，回家，到7月份了，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写出来了。自己写，自己改，改得密密麻麻的再重新抄，改了好几遍。到了9月初开学了，我就把文章寄到北京去了，给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
此前，大概是5月份，王强华来南京参加江苏省委党校的一次理论讨论会，会议休息期间，王强华通过别人跟我认识，他说北京也有些同事跟你的观点是相同的，你给我们写文章吧，我说好。
我最初给《光明日报》邮过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一篇是《女人也是生产力么？》―――这篇是原来手里就有的。文章寄过去后三四个月没有回信，1978年元月份报社寄来一份清样，说要我写得严谨一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修改一下，马上要用。
我改好了寄到北京，北京改了清样又寄回来，再修改再寄去，一直到1978年4月份，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一天晚上，王强华接我到光明日报社，这个时候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还有孙长江也去了，在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怎么修改。他们的要求跟开始的要求不一样了，开始要求我收敛一点，后来要求现实针对性更强一些，加强战斗性，另外文章写得更准确点，不要给人家抓住小辫子。而且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的马沛文建议点名批判两个凡是。我当场就说恐怕不适合，我之所以批判天才论，批判句句是真理就是要避开“两个凡是”，不可能明着和两报一刊社论直接对抗，那样不可能发表。即便发表，人家也会抓住辫子，说你公开地反对中央。而批句句真理是批林彪，批天才论，你拿我怎么样？我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大家也不赞成。
在北京又改了几遍。晚上修改，第二天光明日报的通讯员开了车子把我的稿子拿走，再把新的清样送来，来来往往几天。会议结束了，把我接到《光明日报》招待所又住了几天，继续修改。前后我改了六七遍稿。整个过程里，杨西光跟我谈了几次话，我也跟孙长江见了面，最后确定，交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孙长江等同志再改一次。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杨西光告诉我，他已经定了，先由《理论动态》发表以后，《光明日报》第二天再公开发表全文，而且《光明日报》发表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立即转载，发通稿。实际上杨西光没有这个权力，最后文章是由胡耀邦审定的。开始投稿和发表的稿差不多长。修改了好多次，开始越修改越长。后来修改又变短，长长短短几遍。
这篇文章，孙长江同志做了很多修改，也提高了文章的质量。修改文章的人多了，杨西光当然也改过，马沛文也改过，王强华也改过。但从头到尾，基本观点一个也没有改。文章开始三个部分，后来我自己改成四个部分，也没有变。第一部分，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部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三，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是自觉地用实践的标准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四，批判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文章的结构没变，文章的基本观点没变，但是文章也补充了新材料，新内容，主要是加了毛主席修改自己文章的例子。文章是改得比较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家都出了力。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著作权不著作权的，那是冒着风险写文章，准备坐牢写文章的，所以没有想到后来谁的著作权问题。老实说，当时也没有想稿费，那时的稿费也刚刚开始，一点点。当时纯粹是为了拨乱反正，是为了驳“两个凡是”，开辟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当然也没有想到效果会那么大，哪想得到嘛！所以杨西光同志跟我商量，为了加强文章的效果，用《光明日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不以个人名义发表，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只要文章能够起它应有的作用，我就很高兴了。你看《光明日报》所有留下的稿子，上面的署名都是胡福明，到了最后发表的时候是特约评论员。所以一定要告诉你，历史就是历史，而且我推动拨乱反正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章是好多同志参与修改的，特别是胡耀邦同志审定发表的，功劳很大，说文章是集体创作，也有道理，人家都是动了笔给你改了的。
“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
我离开北京之前，看过我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他是支持我的观点的)当时对我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漩涡里面去了。我说我也知道，我老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知道要斗争，反正是豁出去了。黎克明说，那你有很大风险啊，我说我知道，我准备要坐牢，你要给我去送饭，因为你是支持我的嘛。他说我一定给你送饭。
文章发表后，家人和同事都支持，都很高兴。特别是南大的老师、同学，都是一个调子支持我。家人开始不知道我的文章是什么内容，也不知道这个风险，后来知道了已经时过境迁了。
这篇文章出来后，有一段还是挺紧张的。后来是听了6月2号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感觉很轻松了。我是早晨在广播里面听到播报讲话的，里面讲到了理论与实践统一，我只要听两三句就懂了，当时感觉就很轻松了。当时，我跟我爱人在一起。文章发表后她也一直为我担心。
文章发表是一回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回事。文章发表后，如果是给汪东兴、华国锋他们扼杀了，真理标准也讨论不起来。领导真理标准讨论的，应该说是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是我们全党的同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花了大力气的，做了很多工作的，没有他们，形不成这么一个讨论的形势，也带动不了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
那篇文章发表过后，我到各地去宣讲了三十多场，是各省市的单位自己来请的。我继续写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在很多刊物上发表。有的文章也发不出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三个月后，我写了一篇《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寄给一个刊物，它就把我的文章压死了。编辑要用，主编不用，怕担风险。
改革开放刚刚迈步，解放思想远没到位
1979年的时候，有一次南大学校党委告诉我，省委组织部决定把我调到中央宣传部去，后来还说要调我到中央党校去。但是我没去，因为我觉得大学当教师挺好的，而且北京我一个人都不熟，中央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一个书生没有能力应付那种复杂场合。
后来省委书记找我谈话，要我到省里去当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当时没有表态，说让我考虑考虑吧。拖了大概一个月，学校党委书记再次来找我，因为我一直没有表态，他催我：应该有个态度。这种情况下，我就写了封信给省委，表示作为党员，我当然要服从组织的安排，但还是希望不要把我调到省委，让我留在学校工作，我还列了五六点理由。
报告送上去两天，我的调令就到了，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于是我就到省里去工作。进入省委，我想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了，否则没有道理。
我是1982年11月调到省委宣传部，到1984年底开省党代会，被选为省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成为常委是很少见的。
省委宣传部管理媒体、高校还有文艺等，范围很大。我觉得我们那几年已经宽松了许多，因为解放思想的原因，大家开始全面地抓学习，彻底否定“文革”，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到省里工作的时候，应该说是新时期的起始阶段。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步子刚刚迈出，解放思想还远远没有到位。很多同志脑子里面所认识的社会主义，还都是“文革”前那个社会主义，很多人当时的观念远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没有摆脱“一大二公”。
比如人们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议论纷纷，一些人就感叹，“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不但是资本主义要复辟了，地主富农也要回来啦”。又比如当时发展很快的苏南乡镇企业，因为是以市场为取向，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完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所以当时对乡镇企业的批评也很多，说它挖社会主义墙角，是破坏国家计划经济，是不正之风的风源，请客送礼等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把它骂得一塌糊涂。
经常有争论发生，省委下面的争论很多，省里面不大容易听得见。具体怎么争论我们不很清楚。我们在省委里的争论比较少，讨论都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的。有时候中央文件有的地方也含糊不清的，譬如说，什么叫剥削，雇用几个工人叫剥削？有人说雇用八个工人叫剥削，因为这是马克思书本上说的，靠剩余价值生活，变成资本家了。那么容许不容许呢？
所以，在那个时候当宣传部副部长，还是很艰苦的，一方面必须坚决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同时还得逐步推进改革，就要对雇工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啊。我当时对于一些新的东西都采取支持态度，我以为苏联那个社会主义模式本来就是不成功的。
面对争论，宣传部是比较苦恼的
当宣传部副部长是比较苦恼的，在我看来，当时一个总的特征是，“左”的思想还在阻碍改革开放，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许多人脑子里还根深蒂固，它被作为标准来衡量我们改革开放的新事物。当然了，我认为有的人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解还是不够的，他们的讲话并不那么科学，那么确切，于是就容易被一些人抓住了辫子，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批判。还好，我没有被抓住什么辫子。
江苏省的媒体也有过一些重大争论，当时有个文化界的人撰文说，四项基本原则要突破了，在文化界内部引发争论，北京也有人在批判这篇文章。省委宣传部知道后，没有参与批判。后来胡耀邦同志很快讲话了，胡耀邦同志是把这个事情了啦，说不要再纠缠了。当时好多同志讲话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有些人老在抓别人的辫子，自己也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想做一个裁判官。
对反对“精神污染”，我是弄不清楚的。记得我到北京去开宣传部长会议，当时邓力群主持的会议，他是宣传部部长。他点名让我和上海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翰发言。我在讲话中专门问了个问题，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经济领域里面能不能搞，经济领域里面要不要清除“精神污染”？因为如果搞“精神污染”，到处搞下去的话，经济建设也要被搞烂，去反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它们才刚刚起来呀，那样的话经济工作都得乱套了。请中央回答我们，否则我们不好掌握。讲了几分钟，邓力群马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他说昨天请示了胡耀邦同志，耀邦同志说经济领域里面不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精神污染”只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面进行。
当时凡是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留长发，唱邓丽君歌曲等都叫“精神污染”。我觉得很可笑，我主张不要扩大化，人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花色，那是人家的兴趣爱好，你别问，只要不把裤衩套在头上就行，这是我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我开了句玩笑。我还批评了一些学校的干部，他们站在学校门口，把学生的裤管给剪烂了。他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的这种观点在当时也是有争议的。不过我并不感觉到无奈，我们省里并不争论这些问题。当时省里常委干部主要关心的都是经济建设，特别把乡镇企业当作宝贝，“千万不要去碰它，让它们发展”。我们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对一些争论我们也采取应付的方法。而且老干部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当时我们离退的老书记、老省长，他们的思想都很解放，都很开朗。
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
1986年年初，我到省委党校去当校长去了。我到党校的第一件事情是，改变教育内容。原来的党校是教所谓“三门课”，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还读马克思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等。我过去后，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党校的主课，重新编写教材，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党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我所知，这个转变在全国党校还是较少的。
我做了两届江苏省省委，1984-1994年。1995年我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感觉工作轻松了许多。最后三四年，我负责政协的常务工作。政协在参政议政上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总的说来，民主监督很难，这个牵扯到政治制度设计，很多情况下人民没有知情权，监督也缺少制度保障。提的建议一般都有回复，提的批评？我就没有看到有谁提批评。而且，我觉得没有权力的人监督有权力的人，这个本身就不好办。
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要建设民主政治，要民主监督，要依法治国。
从政以后，读书的时间少了，研究学问的时间少了。从政以后也变得身不由己，每天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做，大量的会议非去不可。同时呢，要传达中央文件，按照党的精神讲话。即使你个人有想法，也只能先放下来。从政不像教研那么自由，看出了什么问题，就可以讲我的观点，从政之后，不想讲的你也得讲，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教书。教书很自由，可以独立思考。而且我认为我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很差，从政到现在都没有完全适应。
改革走到今天非常艰苦，但比我预期的走得要好得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只期盼，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否定“文革”，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就行了。我没有想那么远。我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书生，我只能说，我以为我跟上了时代，没有扯时代的后腿，我还是比较自觉地跟着这个时代走。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记者韩福东实习生张颖陈刚等）
材料3：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到１９７７年底，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７７年底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以“高举毛主席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借口，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及方针政策，包括对邓小平的错误结论等都以毛主席有过批示为由而加以维护，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１９７７年２月，“两个凡是”一公开提出，就引起了广大
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７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他的观点受到了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响应。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促进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１９７７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至此，一场判断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标准问题的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已不可避免。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来源：新华网 www.XINHUA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