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研究《诗经》应当有三个态度，一、欣赏他的文辞；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但欣赏文辞之先，总要先去搜寻他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所以言语学、考证学的工夫乃是基本工夫。我们承受近代大师给我们训沽学上的解决，充分的用朱文公等就本文以求本义之态度，于《毛序》、《毛传》、《郑笺》中寻求今本《诗经》之原始，于三家《诗》之遗说、遗文中得知早年《诗经》学之面目，探出些有价值的早年传说来，拿他当做古代留遗的文辞，既不涉伦理，才可以济事。约之为纲如下：
一、先在《诗》本文中求《诗》义。
二、一切传说自《左传》、《论语》起，不管三家《毛诗》，或宋儒近儒说，均须以本文折之。其与本文合者，从之；不合者，舍之；暂若不相干者，存之。
三、声音、训诂、语词、名物之学，继近儒之工作而努力，以求奠《诗经》学之真根基。
四、礼乐制度，因《仪礼》、《礼记》、《周礼》等书，现在全未以科学方法整理过，诸子传说，亦未分析清楚，此等题目目下少谈为妙，留待后来。
匆匆拟《诗经》研究题目十事，备诸君有意作此工作者留意。
一、古代《诗》异文辑
宋刻本异文，诸家校勘记已详；石经异文，亦若考尽；四家异文，陈氏父子所辑略尽；然经传引《诗经》处，参差最多，此乃最有价值之参差，但目下尚无辑之者。又汉儒写经，多以当时书改之，而古文学又属“向壁虚造”，若能据金石刻文校出若干原字，乃一最佳之工作。例如今本《小雅》中“我车既攻”，《石鼓文》作“吾车既攻”，吾、我两字作用全不同，胡珂各有考证。而工字加了偏旁。汉儒加偏旁以分字，所分未必是，故依之每致误会。
二、三家《诗》通谊说
三家《诗》正如《公羊春秋》，乃系统的政治伦理学，如不寻其通谊，如孔庄诸君出于《公羊》学，便不得知三家《诗》在汉世之作用。陈恭甫父子所辑材料，既可备用，参以汉时政刑礼乐之论，容可得其一二纲领，这是经学史上一大题目。魏默深在此题中之工作，粗疏主观，多不足据。
三、毛《诗》说旁证
依毛《诗》为注者，多为《毛序》、《毛传》、《郑笺》考信，此是家法之陋，非我等今日客观以治历史语言材料之术。毛氏说如何与古文经若《左传》、《周礼》、《尔雅》等印证，寻其端绪之后，或可定《毛诗》如何成立，古文学在汉末新朝如何演成。我等今日岂可再为“毛、郑功臣”然后代经学史之大题，颇可为研究之科目。
四、宋代论《诗》新说述类
宋代新《诗》说有极精辟者，清儒不逮，删《序》诸说，风义刺义诸论，能见其大。若将自欧阳永叔以来之说辑之，必更有胜义，可以拾检，而宋人思想亦可暂得其一部。
五、毛公独标兴体说
六诗之说，纯是《周官》作祟，举不相涉之六事，合成之以成秦汉之神圣数(始皇始改数用六)。赋当即屈、宋、荀、陆之赋，比当即辩(章太炎君说)，若兴乃所谓起兴，以原调中现成的开头一两句为起兴，其下乃是新辞，汉乐府至现代歌谣均仍存此体，顾颉刚先生曾为一论甚精。今可取《毛传》所标兴体与后代文词校之，当得见此体之作用。
六、证《诗三百》篇中有无方言的差别?如有之，其差别若何？
历来论古昔者，不以方音为观点之一，故每混乱。我们现在有珂罗倔伦君整理出来的一部《广韵》，有若干名家整理的《诗经韵》，两个中间差一千年；若就扬子云《方言》为其中间之阶，看《诗经》用韵有循列国方言为变化者否?此功若成，所得必大。
七、《诗》地理考证补
王伯厚考《诗》地理，所据不丰；然我等今日工作，所据材料较前多矣，必有增于前人之功者。《诗》学最大题目为地理与时代，康成见及此，故作《诗谱》，其叙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其上下而有之(此以国别)；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旁行而观之(此以时分)：此《诗》之大纲也。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结果则不可。康成实不知地理，不能考时代，此乃我等今日之工作耳。从《水经注》入手，当是善法，丁山先生云。
八、《诗经》中语词研究
《诗经》中语词最有研究之价值，然王氏父子但知其合，不求其分。如语词之“言”，有在动词上者，有在动词下者，有与其他语词合者。如证其如何分，乃知其如何用。
九、《诗》中成语研究
即海宁王静安氏所举之题。《诗》中成语多，如“亦孔子”“不显”(即丕显)等。但就单词释诂训者，所失多矣。《诗》中晦语研究《诗》中有若干字至今尚全未得其着落者，女口时字之在“时夏”、“时周”、“不时”，及《论语》之“时哉时哉”，此与时常训全不相干，当含美善之义，而不得其确切。读《诗》时宜随时记下，以备考核。
十、抄出《诗》三百五篇中史料
《书经》是史而多诬，《诗经》非史而包含史之真材料，如尽抄出之，必可资考定。
（来源：《诗经讲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