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学词经历以及学词心得，六十年代初，曾经在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向研究生们介绍过。我是个天资很低的人，从事教育、文化工作，六十余年间，如果说在学词方面还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那就是依靠一个“笨”字。我曾经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因此，提起治学经历，还得从这个“笨”字说起。
我十四岁那年，考进温州师范学校。师校开设课目十几门，我却很早就偏科，对于英、算等学科，常常是临时抱佛脚，采取应付的态度，绝大部分自修时间，都用于读经、读诗文集子。因为自己觉得“笨”，那就必须勤奋。从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读书很努力的时期。当时，一部《十三经》，除了其中的《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摔倒在地。我在求学阶段，举凡经、史、子、集，乃至小说、笔记，只要弄得到书，我都贪婪地看。我体会到：如果不刻苦读书，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
二十岁在师校毕业后，我到北京、西安等地谋职，花费了五、六年时间，进行做学问的尝试。我曾经对王阳明、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在西北大学讲授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准备治小学。后来，我又想改治《宋史》，看了不少有关资料。那时的兴趣很广泛，计划也很庞大，甚至还对古都长安进行了一些实地考察的工作。二十五岁时，我回到温州，那时瑞安孙仲容先生的“玉海楼”藏书及黄仲弢先生的“蔘绥阁”藏书已移藏于温州图书馆，我将家移至图书馆附近，天天去借书看。二十五岁至二十九岁，我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严州第九中学原来是座州府书院。我到学校，拿了钥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打开看，发现一个藏书楼，里头尽是古书，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二十四史、浙局三通啸园丛书，在严州得此，如获一宝藏！课余时间，我就在此地扎扎实实地读了几年书。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以及有关方志，我几乎全看了。就这样，天天读书，天天将读书心得札入日记，直到三十岁前后，才逐渐试做专门学问。
刻苦读书，积累资料，这是治学的基础。但是，究竟何时试手做专门学问较为合适呢？从前人主张，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以为四十岁之前，“只许动手，不许开口”。这虽是做学问的谨严态度，而四十岁才开始专，却几乎太迟了。我自师校毕业后，因为家庭经济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未能继续升学，苦无名师指点，才走了一段弯路，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探索时间。我想，如果有老师指导，最好二、三十岁时就当动手进行专门研究工作。要不，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精力日衰，才开始专，那就太晚了。我见过一些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书，知识十分渊博，但终生没有专业，这是很可惜的。因此，在刻苦读书的基础上，还必须根据自己的情性、才学，量力而行，选定主攻目标，才能学有专长。
最近几年，报上经常表彰社会青年坚持自学、著书立说的事迹，我看过深受感动。我也没念过大学，在自学的道路上，可以说与这些青年同志，有着相同的甘苦和希望。
第一，买不起书怎么办？
我当时，除了依靠图书馆，就是借和抄。因为得来不易，每一书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同时，看过之后不是就此了事，而是坚持天天写日记。
温州师校的国文教员张震轩先生曾对我说：“为诗学力须厚，学力厚然后性灵出。”在师校时读元遗山诗，我曾一首一首抄录下来，朝夕咏诵。以后作《白石歌曲旁谱辨》、札词例，也离不开“抄”的功夫。任何天才，都离不开后天的努力。在自学过程中，我利用各种机会抄书读书，为以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第二，没有名师指点怎么办？
师校毕业时，我才十九岁。离开学校时，才更加觉得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
第二年，南京高等师范开办暑假学校，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如胡适之、郭秉文等新学巨子，当时都亲自为暑假学校开课。一个多月里，听了胡适《古代哲学史》、《白话文法》，梅光迪《近世欧美文学趋势》以及其它许多新课程，大开眼界。返回温州后，苦于失去进修机会，时时感到困惑。但是，在自学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比如，我看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就以李氏为榜样，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又比如，读《龙川文集》，便为陈亮平生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而感动，着意效法。同时，经常与同学朋友一起探讨，也大受其益。在温州任教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慎社、瓯社。社友中如刘次饶、林鹍翔、刘景晨、梅雨清、李仲骞等，于诗学都有甚高造诣，经常与他们在一起谈论诗词，收获很大。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慎社》杂志上刊载。
为了争取名师指点，一九二九年（三十岁）冬，由龙榆生介绍，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彊村老人通信。彊村老人对后进尽力栽培。我寄去的论词文稿，他都细心审阅，给我的鼓励极大。我的第一本专著《白石道人歌曲考证》，彊村老人亲为题签。彊村老人并约我“相访”。能有机会得到彊村老人的教诲，对于我这个由自学入门的词学爱好者说来，实在难得。那期间，直到彊村老人病逝为止，我们通了八、九回信，也见了面。我去求教时，老人十分诚恳地给予开导。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蔼，这对于培养年青人做学问的兴趣，关系极大。至今这位老人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词学研究过程中，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我还曾特地外出访师问友。近代文坛先辈吴梅、夏敬观、冒广生、蔡嵩云、陈匪石、马一浮等，我都登门拜访。对于词学同行，我都尽量争取向他们求教。当我闻知江都任中敏、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共同探讨问题。
师友间相互切磋，对于研究工作帮助极大。有一次，龙榆生来信说，我作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琢句稍欠婉丽，或习性使然，建议多读清真词以药之。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深省。记得我二十岁时，作诗苦无元龙百尺楼气概，那时，我曾作六绝句以自警，其一曰：
落笔长鲸跋浪开，生无豪意岂高才。
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工夫养气来。
三十岁时，我认为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词风卑靡尘下，只有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才是词中胜境。平时作诗词，专喜豪亢一派。经过几番探索，目审才性，觉得自己似乎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我想，好驱使豪语，断不能效苏、辛，纵成就亦不过中下之才，如龙洲（刘过）、竹山（蒋捷）而已。但是，对于清真词，风云月露，甚觉厌人。因而，我觉得，此后为词，不可不另辟新境，即熔稼轩、白石（姜夔）、草窗（周密）、竹山为一炉。这就成为我几十年来作词的努力方向。
几十年来，我在学词方面如果说取得了点滴成就，这与师友间的互相启发，也是分不开的。
此外，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既要多读书，又要力忌贪多不精。
怕书多，读不了，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假年》（“假年”是用孔子“假我数年以学易”这句话），文章说：有人认为古代书少，后来书一代多一代，后人要把所有的书读完，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章学诚批评这种人说：读书犹如饮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这不是很狂妄可笑的吗？怕书多的，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我们读文学作品，若是为了欣赏，并不要读许多书。若做专业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图书馆，也只怕书太少。
专家作研究工作怕书太少，而一般初学却不要贪多。近代扬州有一位《文选》学家李详，少年时家贫无书，却读熟了一部《文选》。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其实这两句话是有因果关系的。案头书少，所以心头会多起来；案头书多，不能专精，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但是，心头的书，乃是平时于案头积累起来的。看问题不可持片面观点。
我在治学过程中，也常出现多与少的矛盾。师校毕业后，带着一股年青人的锐气，雄心勃勃，曾发愿研究宋代历史，妄想重新编写一部《宋史》，并且花了五、六年时间，看了许多有关资料，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弃。但是，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想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对于如何做学问，我常处在矛盾斗争当中，早晚枕上，头绪万千：专心治何业，始能不再旁鹜呢？常苦无人为予一决。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了自己“贪多不精”的毛病，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决定专攻词学。
最后，谈谈如何做读书笔记。我依自己的体会把它概括成三字诀：“小、少、了”。
（一）小，是说用小本子记。我从前用过大本子做笔记，读书心得和见到想到的随时记在一个案头大本子上，结果不易整理，不易携带。后来读章学诚的《章氏遗书》，其中有一段讲到做读书笔记，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犹如雨落大海没有踪迹。我就用此意把自己的笔记簿取名为“掬沤录”。我开始改用小本子，一事写一张，便于整理，如现行的卡片。苏东坡西湖诗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创作如此，写心得体会做笔记亦当如此，有用的知识才不致任其逃走。
（二）少，是说笔记要勤，但要记得精简些。做笔记要通过自己思考，经过咀嚼，然后才落笔。陆机《文赋》中有两句话：“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这是说做文章。我以为做笔记也应有“倾沥液”，“漱芳润”的工夫。如果不经消化，一味抄书，抄得再多，也是徒劳。顾炎武著《日知录》，自比采铜于山，往往数月只成数条，可见精练之功。这里，我所说笔记要记得少，是指每条的字数而言，条数却要记得多。每一个问题陆续记下许多条。孤立的一小条，看不出学问，许多条汇拢来，就可成为一个专题，为一篇论文。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都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三）了，是说要透彻了解。记下一个问题，应经过多次思考，要求作彻底的了解。有时要经过漫长时间才会有接近于实际的认识。浅尝即止，半途而废，便前功尽弃。所谓“了”，就是要让所学到的东西，经过思考，在自己头脑里成为“会发酵”的知识。如果是思想懒汉，即使天天做笔记，也难有多大心得，因为那只能叫做“书抄”，叫做“知识的流水账”，严格说来，不配称为“读书笔记”。
以上所谈是我在学词方面用的“笨”办法，所下的“笨”功夫，仅供青年朋友参考。
来源：《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